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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丁的组合在极司非尔路76号活动后不久，便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如王木天、陈明褚等人的叛变，同时还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应该是陈明褚向日本领事警察揭发了暗杀陈箓的某些剌客，日本人后来将徐恩佐他们移交给了汪伪特工部门。

1939年2月19日陈箓被剌数天之后，军统暗杀组的头目之一徐国琦与平福昌、尤品山一起，被安排离开上海，前赴香港安全港，其轮船于2月28日出发。

朱山猿警告谭宝义说上海过于危险，然后给了他80元购买船票。20天后发船，3月15日抵达香港。徐国琦得到谭宝义堂兄传达的指令，要他在大来饭店订个房间。

翌日，他被带去参加金龙饭店的一个午宴。暗杀组的其他成员，平福昌、尤品山、赵光义也都在场。东道主是一位身高1米68左右的男子，年近四十，此人即是戴利。

虽然赵光义后来获得了戴利的奖赏，被赞为杀死陈箓的民族英雄。但是戴笠接见他们时，只字未提行刺陈箓之事。陪同戴笠的还有两名副官。戴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价值20元的自来水笔，鼓励他们好好地干。这是平福昌和谭宝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秘密特工首脑。

谭宝义与其军统同事平福昌、朱山猿、尤品山在香港度过了两个月，等待着新的任务。1939年5月末，赵光义终于给他们下达了新的命令：返回上海，接受毛万里和王鲁赵的指挥，准备刺杀汪精卫。

这组人员便分别取道返沪：四名特工同乘一条船，两个首领乘另一条船。特工们于6月1日抵达上海后，便在白尔路66号的霞听公寓租了房间，而两个首领则分别住在大中饭店和大方旅社。

6月29日早晨5时，加登田曹长与另一名日本宪兵来到工部局警务处的市中分部，声称他们获得情报，知道陈箓暗杀组的两名成员住在霞飞公寓的24号房内。他们并未透露这一消息的来源，但指岀这消息十分可靠，完全可以进行突然搜捕。

工部局警务处的巡官们表示同意合作后，便与这两个日本宪兵前赴租界内的卢家湾捕房，征得巡官德洛姆的同意后，采取了联合行动。于是，一支由日、英警察组成的联合部队，便在当天早晨拂晓后不久开赴谭宝义和平福昌的寓所。

毫无悬念，谭宝义和平福昌于6月29日被捕后，警方在14号房内査获了枪支弹药。然而，对这两个囚徒拥有审讯权的工部局警务处，却在开初未能使两人承认干了任何坏事。

在翌日的正式审讯中，两名秘密特工坚持说，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日本的领事警察与宪兵坚信其获得的情报是正确的，认为这二人确实是暗杀外交部长陈箓的参与者。

1939年7月3日，加登田曹长向工部局警务处递交了一份正式请求，要求将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日本宪兵队审讯。

工部局警方并不急于答应，因为加登田曹长所在的机构已经因虐待犯人而臭名昭著，尤其是涉及陈箓案的嫌犯时更是如此。

例如，1939年3月16日，工部局警务处曾被要求协助加登田曹长逮捕邵富生，即陈箓被杀当夜，其公馆前门离开岗位的那名护卫。

加登田是按照通常的匿名情报行动的。在本案中，秘密情报得自一次复杂的交易安排，涉及到借贷骗子、剧院老板以及两名前警察。

两名前警察中有一人是曾在戈登路捕房工作过的前华籍探目。此人是大来戏院（邵富生曾在此当过收票员）的共同老板。他把邵富生推荐给吴铁城的秘书，充任陈箓公馆的夜间门卫。

他们之间的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借钱不还这种事情而导致了不止一次的斗殴。最后，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向日本宪兵队报告了邵富生的行踪。并且穿着中式服装，陪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官到贵州路辨认疑犯。

当天下午3点钟，日本宪兵发现邵富生正走在厦门路口附近的街上，他们便请前去逮捕他的工部局警务处警官指认他。

加登田曹长显然确信邵富生是暗杀组的一个成员。但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却并未如此深信不疑，尤其是他对于2月19日行踪的供词（诸如在一家书场吃早茶，下午在大来戏院收票，如此等等）与独立证人的供词相吻合。

但是，即使工部局警方相当肯定邵富生是无辜的，他们却仍将他交给加登田，作为期三天的审讯（自3月21日至3月24日）。该审讯期后来由三天变成了四天——似乎十分长久。

第一天下午，加登田及其宪兵将邵富生带过外白渡桥（叹息桥），押进大桥大楼。他被带进五楼上的一间房间，里面的三个日本人便开始拷打他，特别是当他否认知道陈箓案的任何情况时，日本人就打他的眼睛。

“我仍然否认我知道这件案子。最后，他们把我绑在一条长凳上，往我鼻孔中灌冷水，折腾了约半小时”。——邵富生

此后，邵富生在一个地下室里与被捕的游击队员一起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他被带回到五楼的审讯室，受到了严厉的审讯，但未遭折磨。第三天，他被带到六楼的另一个审讯室，在那里，除了三个日本人外，还有一个工部局的华籍探员也参与了审讯，他威胁道，假如邵富生不说岀实情，就直接枪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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