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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几乎没有什么反日活动。倒是在全城各地发生了反对民族主义者的事件，这都是由日本军队的特别勤务队成员或者黄道会会员煽动而起的。

反对欧美和反对常凯申的传单从挂着“（日本）自卫团”牌照的汽车或者飞机上撒下来，悬挂中国国旗的店员遭到手枪的威胁或者袭击，负责反恐怖活动的工部局警务处的华籍官员被与黄道会有关系的枪手谋杀。（唯独法租界巡捕安然无恙，这是石根宝他们执行时做的手脚）

在沪西。共有16名日本人被捕，其中的大部分人都穿着中式服装，并带着武器。在沪西美国军队负责巡逻的区域，正值美国海军陆战队走近之际，日本特务机关曹家渡分部的三个便衣警察强迫一名中国店主拉倒了一面国民党党旗。

日本人奔向一辆小汽车，试图逃跑。警官“懒汉“马文（Marvin），一位曾经得过勋章的战士，跃上了开着的车子。当其中一人用枪抵住他的颈部时，他自己的枪也对准了司机的头部。

司机只得停下车来，并转而驶向普陀巡捕房，不过拒绝下车。当海军陆战队将他们拖离车子时，其中一名日本特务吉崎弘的头部遭到了重击。此事以及发生在该城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导致日本军事当局与工部局相互抗议。

最后，日本总领事只承认对在本事以及外国驻军区内被抓住的日军特务机关成员所犯的事件负责，而否认与任何其他恐怖活动有牵连。然而从几个黄道会成员的供状来看，日本人不可能与那些恐怖活动无关。

蔡钓徒被黄道会成员暗杀一事，促成了司法控吿。审判于1938年9月17日举行。瓦尔特杨上校被证明犯有谋杀罪，判以终身监禁。

与日本特务许斐有牵连的郑兵，以及将割下的头颅放在法租界内的秦锡贡，均被判三年徒刑。而这三人都与复兴会有关系。

第四个人名叫徐德灵，他说自己既不知道黄道会，也不知道复兴会，而只是新亚酒楼的一个守门人，他是被迫违背意愿而去洗刷蔡钓徒血淋淋的头颅的。不管怎样，他还是被判了四年徒刑。

在此同时，肥胖的常玉清则离开了上海，黄道会处于半解散状态。他的计划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并在特务清水（前南京领事馆警察的首脑）的指导下，在安徽、江苏、浙江组织青帮联合会，以“安清同盟会”为旗号，即借用18世纪的青帮前身“安清帮”（由大运河中运送漕粮的船工组成）的名号。

实际上常玉清不是在大运河沿线设立分会，而是在沪宁铁路及沪杭铁路沿线设立安清会的分会，其总部则设在南京的前蒙古西藏事务委员会官邸。

1938年12月6日，常玉清在南京创立了安清会。300名徒众聚集在香烟缭绕的祭坛前，祭坛上供奉着翁德慧的画像，是为晚明时代青帮崇拜的首领，据说是青帮的奠基者之一。祭坛上方悬挂着日本国旗和五色旗。

成员们在祭坛前立誓。常玉清和其他数人讲述了本帮的历史、全称“安国清民”的含义，以及创建之目的。“仪式结束时，众人为大东亚和平、日本帝国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安清会欢呼。

当天，上海分会的帮众在愚园路1136弄31号，表面上是日人花野的一个住宅里举行聚会。警方在报告中将参会者描述为前黄道会会员，其头目则为傅少棠和赵万义，“二者都是戈登路和普陀路地区的著名流氓。

蒲素看到另一份报告估计道，1939年2月，安清会在上海拥有700名徒众。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抗击国民党和共产主义在上海的影响”。而主要手段则是制造恐佈活动，听命于南京常玉清的总体指挥。

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效率却十分低下。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间，所有的暗杀和炸弹事件都是亲重庆分子所为，以至于令常玉清感到有必要亲自前赴上海，推动安清会上海分会的工作。

常玉清遂于2月10日秘密地来到虹口。他解除了傅少棠与赵万义的职务，提升了五个新头目，一个是他的亲戚，另外二人是他在黄道会时的副手，他相信他们能有效地推进工作。

安清会新任的宗教“师父”是冯宗长。常玉清的亲戚张继生出任总务部部长，经营财政;董友贤、沈文元和孙树宗分别出任中部、南部（法租界）及西部（沪西）分舵舵主。孙树宗此前是上海公安局的一名侦探，在歹土的中心地带极司非尔路上拥有三家赌场。

常玉清完成其策动之后，不得不逃离上海，因为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应工部局警务处的请求，以“租界内恐怖活动指挥者”的罪名，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但是，常玉清却留下了加紧对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指示。并允诺，只要安清会成员“成功地获知两党积极分子，特别是其上海暗杀团和宣传部门主要成员之出没地点和活动情况”，就给予金钱奖励。

将近6月，第一起亲南京的恐怖事件发生了，这可能促成了国民政府的报复，即1939年8月13日（上海中日战事爆发两周年纪念日）的一次恐怖活动，或许由戴利组织。正当常玉清由保镖们护卫，漫步在南京的一条街上时，忽然被七名枪手击倒。

尽管保镖们击伤或击毙了刺客，却未能救活这个肥硕的流氓，常玉清因伤重而死。（所以，在这个团体内部，作为一直平庸表现的石根宝现在也被排挤了出去。办个通行证都不是那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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